可能也有差不多两个月没写了,就写点什么吧.
刚看到个消息说是上海准备九月常态化核酸自费.
还有一些连带的诸如核酸检测机构账目没结清挂空调故障罢工之类的事情.
加上最近深圳和各地也开始反复了.
想想接下来的政策可能也比较头疼.
费用反映的是财政支出.
早前也已经有医保把支出条目转移到各地政府账目上的了.
而上海的这个举动.
姑且不管消息来源是否可靠吧.
至少从态度上来说,是不太认可这种持续性的支出的.
反映的可能也是自三月以来的防疫政策上的配合度的延续.
不过抛开这个地区性问题,从舆论上来说,疲态一次的出现频率也是越来越频繁.
当然,一部分也可能是有操控.
但至少有相当部分人是有所不满了的.
包括前段时间小区群里也看到说有顶替做核酸的.
所以从服从度方面来说,继续高压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大.
尤其今年几个经济发达地区停摆造成的直接经济创伤,以及最近的存款问题,房地产三方资金死结问题,都是一些群体性风险.
而且经济问题是个全国性的通用性问题,不是单个地方能特别方式解决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这可能是近十几年来维稳的一个挑战点.
或者可能是某种临界转折点.
尤其考虑到可能的换届问题.
那么后续防疫政策会怎么走,或者说能怎么走呢?
清零以前的成本可能只是一些动员和初级的经济成本.
直白点说可能就是还属于能人定胜天的一个阶段,
成本上面虽然代价大,但是还是付得起.
但是接下来的清零,从舆论和财政方面来说,都差不多属于无力回天的情况.
继续原来的思路可能有效果,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类似于在一个大规模机枪扫射中投入冲锋能力.
宏大,悲壮而且可能确实必要,但基本不太可能有好结果.
但是不清零的坏结果却没变.
只是在当下来说,可以也不过就是多一个群体性事件的由头而已.
所以从一个更general的维稳角度来说,防疫政策如何已经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了.
疫情失控/扩散的主要风险在于就医/病例数量攀升带来的直接医患冲突,反复感染和传播带来的工作周期波动与企业的利益冲突,以及一些像特殊贫困家庭等衍生的伦理冲突.
基本上属于社会关系类别的冲突风险.
单个看的话,不算新问题.
但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无差别联动的结果链条.
其他的诸如存款和抗贷/破产等问题,则属于经济层面的问题.
本身上还是民生收入问题.
简单地宏观解决方案就是保就业.
但是具体到微观层面的话,也是一言难尽.
今年的经济趋势不好直接的原因是前面提到的几个经济区域的停摆.
但即使不停摆的话,可能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可能也就是时间上会稍微拖延一下.
毕竟Covid-19除了生理上的冲击之外,更重要的是直接打断了全球化的工业链条.
一个高速运转的连带系统,一旦停机,重启的成本和周期都是会很长的.
就像工厂的流水线.
一个产业链节点的生产/生存意愿是会往上下波及的.
而这种负反馈一旦传播开,就不是靠单个或者某几个节点主官能动就能解决恢复的.
毕竟作为一个链条节点,即使你愿意不计成本,那么现实里也得考虑下游是否愿意接受,或者有没有需求.
以及上游愿不愿意陪着供给.
缺少了任何一方都是囚徒困境.
通俗地说,就是信心比黄金重要.
而且更一般地来说,Covid也不过是加速了这种分崩离析而已.
所以从因果关系上来说,今天这种状况算是一种必然了.
那么经济问题的具体着手点能有哪些呢?
在没有突然的信心转变来临之前,可能自上而下而下的计划经济会是一种制度优势了.
毕竟至少从设计上来说,如果链条足够长,那么覆盖面就有一定的固定预期保障.
从动态系统的角度来说,至少就有某种tipping存在的可能,能够逐渐产生新的正反馈/信心.
而这需要的是财政支出和对应的宽松政策.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能宽松的国家并不多了.
前段时间谈美国通胀的时候有种说法,就是美国的通胀并不是价格相关的.
或者说是不完全是价格相关的.
这个观点的角度在于,虽然通胀以价格因素的形式反映出来,当如果考虑投资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
因为普遍的recession预期,所有投资方面即使不保守,从风险对冲的角度来说,也会更倾向于一些低风险/流动性佳的标的.
而广义上的现金就是流动性最好的资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就是一些原来大体量的投资转入的容易变现的资产形态.
而这些转化代表的购买行为实际上地推高了价格因素.
毕竟从纯供需角度来说,需求算暴增.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加息可能就是一个不太合适但又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
说不合适是加深的recession的预期,资金会更加速地寻求相对安全的标的.
而加息的目的一方面可能是希望把风险集中转移,挂钩到相对来说不会违约或者说形式上兜底到主权债务上面,作为某种形式的风险收容消化方式.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至少算是去杠杆去风险的一个努力.
所以从这这两方面来说,不加息就因为这风险的分散不可控.
而这个在recession预期下,无异于放弃治疗.
因此对于相当一部分国家来说,收缩是一个唯一选择.
那么对于宽松是一条可能出路的国家来说,此时的意识形态贸易摩擦反而可能是一种防火墙式的存在.
避免的风险的置换转移.
但按着这个防御性思路的话,在国际环境中的贸易对象选择就变得有些微妙了.
因为从目的上来说,国内的宽松可能反映到国际上的投资流动.
顺带的就是这笔投资会不会成为一种置换,以及更重要的,能不能在国内产生正向的链条效果.
这个在不断有发展中国家出现债务违约/信用危机/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相当程度的风险行为.
这么想的话,可能还是保守的国内循环是一个比较合理选择.
即使输出也应该是传统的外贸顺差型输出.
如果经济上的这个接近last resort的方案能够有效的话.
剩下的可能就是如何把防疫的社会关系风险转化为经济风险了.
而这个可能最成熟或者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保险了.
不论是医患还是用工还是伦理,如果有对应的保险/补贴覆盖的话,可能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