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之墙

按人口数折算了下几个国家的累计确诊人数比例.

美国巴西是差不多1%,英国0.4%,德国0.2%.

国内官方数据是8w,按16亿折算的话是0.005%.

用这个数据看的话,无论如何国内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基于这个基础上考虑人口流动的策略.

在没有疫苗的前提下,高比例携带群体往低比例携带群体移动的话.

直觉上来说应该是要把低比例部分往上提的.

虽然存在着不通的变种,感染性也许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相当于把低比例群体的浓度提升了.

这样的话,如果说存在一个爆发阈值的存在.

那么比例的提升就意味着概率的增加.

而从武汉的经验来说,国内大概是经受不住国外这种感染比例的.

至少从人群居住密度来说,是基本要瘫痪的.

以城市住宅楼算,一梯四户,每户三口算.

一层就是12人.

按平均25层算,一栋楼就是175人.

按美国1%的比例的话,基本上高层住宅就要封闭隔离的.

即使按千分之一算,大致也约等于一个小区至少有一例.

这种差不多就是3月份非武汉地区的情况.

所以以目前的防疫观念和制度来说,流入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不可控.

或者说不能具有系统性风险的.

而对于流出来说,只要存在回流的情况,那么结果也应该是类似的.

作为一种密切接触的同化过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员上的流动是不太可能有比较正常化的可能的.

那么在国内外人员交流流动存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企业来说,operation方面的成本应该也是随之增加的.

所以选项无非就是整体或者某种体系性地整块迁入或者迁出,做成本方面的切割.

对于主营或者运作非决定性依赖国内的,在这种成本无限上升的情况下,所能做的也就只有撤出.

而同样的,对于在国际市场上不能可靠地生存下来的,回流自然也是唯一的选择.

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就是内卷.

一种自然地有意无意的泾渭分明的趋势.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被动性地闭关锁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同样的,在这种前提下,之前的一些国际化一带一路之类的,也存在的类似的问题.

因为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稳定性方面的一个抉择.

这是人事/商业交流方面的.

那么,对于纯物的贸易交流呢?

这个估计依赖于检验检疫方面.

在可能的传播渠道进一步展开的前提下,物的交流受限可能不一定马上受到影响.

但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预期.

所谓的黑天鹅.

在这么一种围城的情况下,更多的可能是靠自身内部的经济运转来维持.

但是基于类似的理由以及近期北京的事件情况.

同样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中断节奏的可能性.

处于这点考虑的话,风险偏好理性上来说会相对偏向于保守.

因为对于中断或者中止的后果是非常难以控制和预料的.

一方面是由于疫情传播的模式和广泛程度有关.

另一方面是跟防控系统的反应模式有关.

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能就是病毒在现实里的一种免疫风暴作用.

在应激和过度应激之间,模糊不定.

如果说低风险偏好是一种共识的话.

那么对于低风险的具体定义可能就是对于中断和中止情况的损失承受能力的.

这种承受能力一方面是资金链的健康程度.

另一方面可能更多的是对于政策变化的生存适应性了.

而后者可能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情况.

因为实际上来说,企业对于政策并不是没有反作用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指向结果可能就是更加地国家资本主义形态.

而经济层面的对其他结构体系的作用影响结果,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走向.

不确定性

看到个视频,大意是个外国人谈自己无意识的种族歧视.

在来到国内之后因为初期语言不通被认为有障碍.
从而认为自己成为了少数族裔而切身感受到了被歧视的处境.

也就是说这里语境里的种族歧视racist和少数族裔minority是有内在关系的.

或者直接地说,少数族裔等同于种族歧视.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古怪的.

因为一般来说racist应该是跟某种stereotype有关的.
比如黑人的劳工历史.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阶层所反映出来的一种固有社会印象.
从而基于这个印象作出了一系列社会性的连锁bias决策.

所以racist应该是跟某种人群的排斥性接受所关联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把minority等价于racist的话,那么就意味着非majority的都是被排斥的.

这个初看是不太妥当和合理的.

但是仔细想下白人至上这类词的话,似乎也不是那么不可理喻.

对非majority的排斥性在于一种社会性身份认同的一个快速筛选过程.

简单地说,人类或者说大多数动物都有某种群聚性领地思维.
对于某个属地而言,对于群体之外的态度是排斥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一种生存资源的独占性需求驱动的.

在人类社会可能就是某种形态的社会资源或者属性.

动物层面对于群体个体的认证是某种生物性的识别特征.
可能是气味也可能是其他.
表面是同属于一个部落的.

而人类社会实际上的识别方式会形式多样一些.
人种肤色这种显见的特色可以是一种直观的区分方式.
语言和口音也可以是一种区分方式.
甚至于citizen的行政级别划分也可以是一种区分方式.

或者其他更微妙的空气化/氛围化的划分方式.

那么基于这种排他性识别,相对于一个大致固定的群体来说.
自然对于某种尺度层面的majority,就存在对应程度的minority.

可以是人种也可以是性向,或者一些用来做排他识别的feature.

如果按照这种排他性作为minority的划分特征的化,说是racist也不算过分.

在这种广义或者可以说更为准确的定义下面.
种族歧视的范围是会别想象的广泛得多的.

比如地域,比如收入层次,比如居住区域.
只要是带有某种积极的权利不对等的划分情况存在的话,理论上都应该可以归纳到这种种族歧视的框架内.

那么反种族歧视的内核就应该对应的是类似平权运动之类的存在.

通过构造一种人为的对抗积极权利不对等的平衡架构.

但一个问题在于,维护这种政治正确带来但社会成本收益是什么.
或者说存在不存在值得不值得.

minority识别系统的存在在于维护保障majority的某种资源占有性.

而这种独占性是不能说一定就有益或者说有弊的.

比如商业上垄断.
甚至于说垄断本身也不一定就是有害的.

而平权的作用在于打破或者说弱化这种独占性.

形式上可能是削弱majority的既得利益,或者增加minority的获得利益.
取决于是零和还是非零和的.

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平均主义的中庸化分配方式/制度.
一个简单的50-50的objective function.

所以这个损益计算取决于具体majority/minority的社会贡献价值体系的数值计算特征.

而实际上的计算会更复杂一些.

因为同一个个体在不通群体维度的majority/minority属性是不同的.
某个维度的平权调整可能或者说必然对其他维度的权值计算产生影响.

而一个平衡解可能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一个例子就是学区学位.
你很难说一个个体,能入学和不能入学,哪个宏观收益会更大.

可能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有了太多的复杂的群分方式.
又或者根源上的资源稀缺性,或者说使用效率化.

所以有时候不得不觉得生产力高度发展后的按需分配,这种答案的取巧性.

你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正确解.
但是可能并不是practical的.

因为它把constrain全部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