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舆情比较激烈.
矛盾点跟上次上海差不多.
本来想着结论在那,也不多想了.
但后来想想,还是需要review下逻辑.
第一个问题是想在人们反抗的情绪逻辑是什么?
自从今年三月上海脱轨以来,清零和共存的话题,或者更明确一点地说,对疫情管控的对立情绪一直在上升.
一种舆论上主流的语言已经转变成了没有必要再坚持疫情防控了.
依据是病毒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已经不足以支付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投入.
那么先看看这种投入有没有必要.
或者说又没有用.
大致看了下今年社会零售的宏观数据.
三月份到六月份是同比负增长的.
从七月份开始到9月份是同比2.5%～5.4%的增长.
十月份数据是-0.5%.
估计十一月份也是负的.
对应的大致就是上海疫情开始到结束.
以及广州疫情开始.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区域性尤其是经济中心的社会面疫情对经济是有明显影响的.
然后是同样看了深圳市的社会零售数据.
因为只到9月份的,所以数据上只有到九月为止的同比计算.
负增长是从二月份开始,五月份结束.
六月份的时候13%的增长,之后到九月份都是在4-5%的区间.
那么是否可以用六月份的数据作为疫情和非疫情的经济影响案例呢?
不能的理由可能是如果说上海作为重要经济区域疫情影响是全国产业性的话,那么深圳的6月增长就属于地区特例样本,不具有普适性.
可以的理由也同样是上海作为重要经济区域,在区域疫情后期的影响已经被逐渐消化折抵,那么深圳6月的增长就属于没有区域性疫情干扰的经济样本.
类比广州的话,因为没有找到具体的数据.
但是又篇11月初的报道提到连续4个月回升,那么合理的反推就是从6月开始回升的.
跟深圳的趋势大致有重合的地方.
因此区域性疫情影响经济这个结论似乎是可以下的.
那么造成影响的具体因素是什么?
如果说是封控造成的各行各业停摆的话,那么存在封控造成停摆,但是没有影响经济的案例么?
似乎是没有的.
于是逻辑上来说,发生区域性社会面疫情,封控是必然会直接影响经济的.
那么它的对立面代价是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发生区域性社会面疫情,不封控而是继续保持生产,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这个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郑州富士康.
它的现实结果一样是停工停产,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但这里有亮点需要考虑.
一个是这个案例属不属于特殊形态,或者说停工停产是不是一个必然结果.
再一个就是负面影响的可比口径存在不存在,或者更明确地说,跟封控的经济效益孰轻孰重的问题.
先考虑可比口径的问题.
如果考虑富士康本身的话,封控和停工停产可能是没有利益上的区别的.
形式上都是生产的停滞,以及附带的后期的订单以及各项法律意义的合同履行赔付的损失问题.
这个可能没有一个定量的结论.
而定性上面,也没有足够的区分度.
那么问题回到这属不属于特例.
停工停产的直接原因是群体性事件升级,而动机是工人利益的保障存疑.
利益的保障体现在一个是阳性之后的个体待遇确定性的问题.
即使以感冒考虑的话,附带的是个体停工之间的福利和工资待遇问题.
以及基于此衍生的感染造成的对他人/其他个体的连带责任和影响.
再偏向性一点的立场就是反复感染造成的这些博弈的重复成本.
而要cover这些成本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支出方.
如果是工人自己的话,还需要考虑其他工友处于自身考虑对阳性传染性的防御性行为.
即为了避免自己耽误工作,而对阳性和患病产生歧视性回避的行为.
如果是厂方支付的话,那么除了直接地cover工人的这些成本之外,还需要考虑生产率的折损问题.
直接反应在财务上的就是单件成本的上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执行封控,在经济上也是有损的.
当然这里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病毒的传染性足够造成上述影响.
而这点似乎是不太需要论述的.
那么在跟封控策略做比较的时候,选择的倾向在在于这个有损的程度了.
像前面说的,所有的不封控的做法最后都可以抽象地体现在单件成本上.
而不封控优于封控的临界点就在于这个额外成本对利润率的影响.
如果已经无利可图了,那么西方经典经济学形式上是等价于不生产/没有生产的封控策略了的.
而具体到富士康的这个例子来说,不封控的成本支出的所有指向最终目的都是降低感染率.
这样的话,封控在形式上也可以成为是降低感染率的一种支付手段.
所以在这个例子上,封控不封控指向的结果似乎都是没什么区别的.
有区别的在于,不封控是一种持续性的概率性赌博.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感染扩散,那么不封控的后续发展就会马上切换到和封控没有区别.
而逻辑上来说既然涉及到封控和不封控抉择的时候,那么必然意味着已经发生了感染病例.
于是,在这个角度反观20条.
也就是在粒度问题上的取舍.
用上面的思路套的话,20条的本质就是在发生社会面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所谓选择的.
所有选择指向的结果都是一致的经济受损.
那么唯一能做的还是尽可能阻止/减少社会面感染的发生.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以目前病毒的传染性和致命性,还有没有必要投入人力的资源做防疫.
这个问题形式上是可以把前半句去掉的.
因为在隐含假设高传播率的前提下,致命性和医疗保障不是一个关键条件.
而是社会面感染一定会造成无差别经济影响.
所以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只要经济损失还大于投入,那么至少账面上来说是值得的.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以目前的传染性和防御方式,还能不能做到防止社会面传播.
以深圳的高强度核酸检测为例的话.
单纯核酸检测已经不足以做到清零了.
2022年几乎在全年核酸的深圳,即使考虑有境外输入成分,本地感染数量在常规时刻也是有波动的.
但是社会面疫情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管理的.
也就是说,老办法还算有效.
那么存在其他方式么?
即使是以减少社会面传播这个点来说的话.
从经济结果上来说,社会面传播的负面影响是无差别的.
或者说是随机性决定的产业链波及造成的无差别.
所以可以认为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项共同支出.
在发生社会面传播的情况下.
于是纯经济角度的话,就很自然的是熟悉的税收和社会保险制度了.
当然,这只是纯经济上的考虑.
而且考虑到实际的费率测算,可能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即使想要这么解决,舆情上也是会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而说到舆论,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套用句话就是,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转轨时期.
很多东西需要换非西方理论来考虑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