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冲突两方都有观点抛出了一个词,价值观不符.
这个确实可能是比较内涵的一个点.
从疫情初期的内外政策区别和舆论态度都可以算是一个体现.
今天看到两条消息,或者说两方论证.
一个是谈到棉花产量问题,连带的质量技术和产需都很大却库存积压的问题.
另一个则是对前一方的各点回应.
综合地来说,双方都没有否认进出口量大以及库存问题的存在.
区别在于,库存问题是选择性统计时间造成的数据偏差.
另外一点就是后者还提到了BCI成立后,恰恰接着的就是棉花行业的不景气.
所以如果以贸易问题作为问题焦点或者说事件立足点的话,那么对应的就是棉花的倾销性出口的事实存在了.
BCI的准入问题算是一种较为常规的行业准入协定限制,作为一种简单的提高产出成本的最简单可行的壁垒性措施.
按照一般价值观来说,就是一种联合性的君子协定或者说潜规则条约,明面上的是什么其实不是很重要.
当然,如果名正言顺自然更好.
作为贸易的一方,根据行业惯例和规则加入有限自然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这条规则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因为提高的成本不足以覆盖双方之间的产出成本差异.
这一点远一点的原因也是价值观和行业准入协定的影响.
只不过对象是劳动福利本身.
用行业壁垒理解工会和劳动福利的话,换算成经济效益就是用工成本.
当参与者按照相同的协议成本的时候,就是纯粹的明面生产水平和成本比拼.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平市场竞争.
但是在用工成本不同的情况下,或者说没有达成一致共识的前提下,原有行业门槛的成本就变成了原成员共有的一个成本劣势.
这个可以用互联网广告和传统行业广告的区别来做类比.
信息技术产生的渗透广度从效率上来说是远远高于传统行业的广告模式的.
而且致命的矛盾就是,互联网的渠道是完全独立或者创新于传统广告业的.
这就是使得原有的行业壁垒在新生产力或者说竞争模式下变得毫无意义,同时维护行业壁垒的投入成本变成了一种没有回报的坏账.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两种生产用工方式完全不同造成的成本核算的不对称问题.
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就是一方的成本低于另一方,导致的结果就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竞争力.
再考虑到如果成本优势方有生产优势以及规模优势的话,无论是倾销和正常的市场化行为,最终都会造成其他方市场份额的萎缩甚至退出消失.
从这个角度看威胁论的话,也就不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因为从一些产业来说,确实已经到了被动需求出口供应的地步.
极端的发展就是所以生产都将在一国产生.
对应的就是它过的生产和就业出现一个未知或者说并不理想的预期.
而这个又恰恰是自由市场共识或者说潜规则体系所不相容的制度或者说运作机制.
无法通过一个现有的有效方式,协同成本差距.
所以这种担忧和无力感是实实在在的.
换个角度来说.
这种担忧是虚构的或者说不切实际的么.
也不是.
即使是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来说,商业上即使可以通过规则条例确保规模限制.
但是也最多只是规模限制.
一个有效同时也微妙的比喻就类似于芯片行业.
可以约束产量规模甚至制程技术,但本质上来说,技术优势或者说差距不是那么容易填平的.
所以用最终的全面产品倾销来理解这种对抗性思路可能也不是太过离奇.
而这种概念在稍远一点的历史时期就是所谓的航海殖民时代.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强迫劳动的问题.
抛开前面的隐含逻辑,看描述的话.
一方给出的争端指责是大规模的劳工迁移和非自由意愿的劳动.
另一方的对应则是作为扶贫政策的常规操作.
双方都没有否认的一点就是确实存在着劳动人口的迁徙.
以及双方都认同或者说采纳的一份视频材料.
里面提到了一位工作人员描述工人为懒惰的片段.
这里无论是以强迫来动还是以扶贫工作的角度来看,确认的一个事实是工人工作有一定的非主动积极性.
这点怎么理解本质上会是个比较难界定的问题.
以宏观和制度性角度来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压力驱动的进取模式.
应对的不给定外界驱动力难以达成进步的方式.
就像健身或者说考试学习等.
需要一种反人性/舒适区的手段.
但是如果以个体角度来看,就是一个被强迫竞争的态势.
一个同样也是有效且微妙的比喻就是延迟加班和内卷的问题.
它形式上就是一部分人的投入和另一部分人的期望投入存在不对称的情况.
而在外部考核评价体系下,不对称的投入期望成为一种数值上的类成本劣势.
尽管以个体的利益评估体系来说不应该做,但却被迫投入的一个情况.
中性地来说,两种情况都是一种外界驱动的被动加大投入的方式.
所不同的是,回报率的计算方式跟立场有关.
所以,以纯粹论据或者说价值观体系来说,两种说法都不算错.
这就是为什么说,抛出价值观冲突这点算是一个明确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明朗化的一个表现.
不同的价值观带来的是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预期.
不符合预期的行为自然一般会被认为非理性和不可理解的.
以及不同预期在协同交互过程中,自然对回报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对应期望.
不一致反倒是一种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