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定的循环三角债情况下,即比如A欠B 100,B欠C,100,C欠A 100的情形.
那么作为央行或者说银行信贷方来说,就有一个直接naive的方式作配平.
即给ABC各100的额度,然后后续就能恢复流转.
这种方式产生的信用额度就是300.
但是一个更optimal的方式是给其中一个100的信用,然后也一样可以让系统流转起来.
所以单就经济刺激和货币宽松来说,额度倒也不一定是体现最终实际规模的一个标准.
但可能反过来说,更反映的是解决切入的侧重点的问题.
通过给消费终端注入资金水平,用凯恩斯的思路就还是利用消费需求反推生产.
但通常来说这里的思路实质上依赖的并不真是末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所带来的产业链回溯.
而是末端消费产品的生产商的需求逆向扩张的结果.
也就是说,如果即使消费端有大量的资金购买/流入某个商品领域,但是这个商品本身能够惠及或者需求的产业链上游有限,或者说普及面不够广的话.
那么至少从投入成本和收效的角度来说,就是300和100的区别.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消费者角度来看.
注入的资金的性质或者说实际用途的效用分类问题.
假如是在一个相对静态或者说变量环境没那么多和复杂的情况下,单纯的提高可支配收入自然是可以理论上等比例地提高对生产需求的反馈.
但是如果消费曲线本身不是那么静态,或者说是在萎缩的前提下呢.
比如因为没有工作机会造成的收入停滞/衰退,消费的目的从改善型回归到的基本的生存需求上.
那么这个消费刺激的回馈场景就相对来说可见的.
会比较集中于基本和底层的衣食住行的低层次保障性消费上.
而一般地来说,像基础食品制造和加工的需求增加或者说恢复并不见得能对就业情况带来一些比较积极明显的改善.
因为现在工业文化在这类基础性保障供应上比没有太多的劳动力方面的需求.
或者说单位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剩余比较充裕,足以覆盖增加的部分.
所以它的实际效用可能还不及100.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从效用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较优方案的话,为什么还会选择执行呢?
尤其在同期有其他一些产业链刺激鼓励决策/政策意向的前提下.
如果考虑说产业发展并不需要或者还没到需要一个自上而下设计推进的阶段的话,那么按照以往的理论,最终也还是能够推导倒消费终端和劳动者层面.
也就是促进就业和恢复经济的道路.
一个可能是劳动力结构问题.
或者说产业结构问题.
如果大多数劳动力/产业是一些比较小而分散的非规模经济的话.
那么即使有一个倾向性明显的产业鼓励政策,由于不在同一个层面,也就自然无法被惠及和影响.
比如多是一些自由和个体小微企业的话,除非是行业强相关.
不然产业链长度是有限的.
另一个可能是时间问题.
或者说紧迫性问题.
因为虽然理论上来说,刺激性方案可以在结论上产生一些产业连续乘数现象.
但是实际的执行上会有一个时间因素在里面.
如果在效果产生之前就已经破产或者无法生存的话,结果的推演如何美好也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
但这里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额度或者说数量上来说,能覆盖的也就是几个月的生活成本而已.
这样的话,问题就变成是这个时间周期是预期的一个安全恢复边际呢,还说是一个在当前成本支出情况下,所力所能及的一个极限extend了.
从市场rumor来说,利率飙升是一个几乎没什么歧义的共识.
毕竟长期成本放在那.
但问题在于,这个动机是纯粹的预期成本带来的还是带有一些其他情绪和因素.
如果参杂的是对于国债的一个偏好增强的话.
那么同样的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对风险偏好方式的情绪改变.
再进一步的就是对非国债的一种避险趋势或者说本能.
而这点跟对就业改善预期的不期望也是大致有一定的趋同性思路的.
这样的话,把持续宽松承诺和持续上升的国债收益率两个本该相悖的东西放一起看的话,似乎也不是那么不相容.
问题在于,如果远期来说是宽松的话,而利率水平又上升,那么指向的就是inflation了.
这个反映到国际上的话,就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有趣的问题了.
如果作为锚定货币的话,对方要继续锚定inflate之后的汇率的话,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不一定能适用同等宽松的策略.
而如果不能的话,那么从负债角度来说,就是一种财富的转移/成本的嫁接了.
再进一步的如果经济体本身就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连锁反应了.
而作为非锚定货币但是主要信用支撑载体和通货的话,可能对应的就是多元化分散了.
减少对单一货币信用的依赖程度,减少通胀的被动输入依赖.
从货币母国的角度来说,可能就是国际信用/地位的相对浮动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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