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尝试了下海淘.
当然,方向上来说是从国内到新加坡.
先是买了个iPhone,算上运费和双重征税,到手比官方还是便宜个一两百新的.
换算回来也不多事10%的纯粹价格因素差异.
当然,之类有电商促销的因素.
也有比较基准是新加坡Apple Store售价的原因.
但如果同样比较AppleStore售价来说的话,差异也是一目了然的.
这个还属于是相对标准化和差异化低的标的.
像一些生活日用品之类的,可能就更让人耐人寻味了.
从新加坡的角度来说,到手商品的总价格展现跟本地售卖的其实是没太大差异.
甚至严格来说,还是具有价格优势的.
那么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个看上去fair的价格其实是普通的商品流通溢价加上海运以及多重税收之后的价格.
以日用品为例的话,可能每公斤的成本跟商品的售价是差不多的.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假设商品A国内的成本是C,利润率算10%.
再假设这个利润率是折算了税收等.
或者简单说,在国内的售价是1.1C.
那么对应的在海外的售价折算运费和双重税收之后的当地市场售价是2.2C.
然后把视角切回本地制造商同等物料成本生产但是同等价格售卖.
那么对应的利润率就是2.2C-C = 1.2C.
当然这个120%之于10%有着比较大的模糊区间.
毕竟整体生产成本不太可能完全一致.
但是想说明的是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的困境.
在中国制造还不那么强势的时候,把生产输出到低成本的中国生产平价商品再返销国内是个划算的生意.
因为价格相对本地生产确实具有优势.
宏观地说,厂商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消费者买到了更低价格的产品.
从进口国的角度来说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甚至于本国的产品还能以高端的姿态再反向输出到出口国获取即使在本地市场也难以获得的更高的利润.
这个模式有什么风险么?
一个易见的就是所谓的产业空心化和制造能力衰退或者说供应链依赖.
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管有没有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因素,只要价格保持在足够低廉的话,对于进口国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问题在于足够低廉这个限度上.
常规的或者说stereotype的中国制造是低价,可能说好听点也就是物美价廉的小商品.
小商品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垄断了全球的生产,但是因为单品价格放在那,整体经济和产业的影响也不大.
或者说对就业的冲击也不大.
因为规模再这么大,市场价值就这么些,换算成人力和就业,虽然有损但不算致命.
致命的在于当这种倾销是单品价值高的东西的时候,矛盾就显现了.
比如电动车,即使按照家庭消费年度折算也不算是一个低价品.
如果发展到像小商品的市场占有率,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就不是一个能够忽视的问题.
更严重的是因为这个市场价格还是在叠加了关税运费等额外成本之后才跟本地生产进行所谓的市场化竞争的.
那么,一旦此时的出口商也在进口国本地化生产,那么生产成本上的巨大优势在纯粹的自由市场下,原来的本地厂商是没有可能有生存空间的.
当然,这是在纯粹自由市场假设前提下.
但想说的是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或者说为什么是比亚迪过剩而不是义乌小商品过剩.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制造也确实是过剩的.
这就是前面想说的中国特色困境的问题.
国内一个市场足够大.
所以一方面是需求有一定的体量.
同样的在市场经济下,供给也会有一个体量增长的过程.
就像现在所谓的喜欢说中国人卷.
因为这就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特征.
只要有利润就有人加入.
它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虽然你制造能力推成出新,但对于企业来说并不能从生产力的发展中获得收益.
甚至某种程度上,生产力越发达,进入门槛就越低,竞争就越激烈,从而利润率就越低.
这是经典的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解释或者说没有预期到的问题.
甚至于经典西方经济学还可能预言这种倾销能力会溢出占据海外市场,推高非本国商品的价格.
而实际上,确实反过来的,出海的商品是越来越便宜.
当然,这个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定价权的问题.
一个是国内没有形成垄断,所以竞争决定价格.
二是国外没有品牌溢价,消费者认知不够,形成不了价格.
但多多少少是以结果论结果了.
本质是单一的厂商没有办法通过单方面的提价获得收益.
就像经典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放在那,资本不可能获得超额利润.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主义的必然内涵之一.
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使得任何投机和搭便车都变得无意义,才从而实现的按劳/按需分配.
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至少是在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外价格上不去这个容易解决.
或者说本身是个伪命题.
因为出海的本质是国内利润率不高.
如果本身内需就足够了,那么海外也不是一个必须必然的选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双循环的话,重点还是在内循环的健康度问题.
国内价格上不去是经典市场理论框架下的问题.
完全靠随机自由主义无非就是一个三体问题.
要么是持续的乱纪元,保持现状互相厮杀红海.
要么是不定的恒纪元,像某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动态寡头均衡垄断.
哪一个都不能说是一个合理有效的解.
那么有其他思路么?
竞争框架下谈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价格上不去.
所以利润总是有限.
而如果纯粹的把价格调上去,那么价格闯关时代的问题就可能重来.
或者就像现在的房地产限价.
行政干预使得价格硬化失去弹性,就会有一种诡异的僵持假死状态.
这种只能适用于需要冷冻慢慢处理的特殊case.
改开初期价格闯关的做法是通过提价的同时进行居民消费补贴的方式.
通过某种临时减少消费者成本的方式选取的一种过渡方案.
它的问题用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补贴在消费端.
然后通过这种价格提升来试图拉动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实际提高工资收入,以便后期补贴能够退出.
问题在于如果不能反哺提高收入,那么久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补贴不可持续,不补贴企业可能又会有大面积的瞬时经营危机.
如果以操控消费或者增值税同时补贴的方式呢?
如果是提高增值税同时补贴厂商的话,那么可以实际合理地提高市场价格.
同时通过控制补贴容易微观和宏观上控制企业的淘汰数量.
但是因为成本通过消费者承担,所以这个涨价的选品和幅度就属于倾销进口国的问题了.
只能是针对一些本身单价不高对家庭整体支出不明显的品类.
如果是降低消费税的话,由于国内都是含税价格.
所以如果调整的话,可能有价格提高但是消费者不明确感知的情况存在.
但由于这属于一种终端/末端收税,所以能惠及的可能更多是产业链的零售端.
可能能够提高零售端利润率.
但由于市场因素,对于上有的生产端来说并不一定能够反馈到.
甚至于市场机制会造成零售终端会有更高的议价权从而反向促使上游进一步低价格产出.
而至于如果要增加消费税,那么显然要解决的不是这里提到的问题了.
增加消费税直接的收益是反映到税收和财政上.
间接一点到是影响价格.
可能是涨价,意味含税变化.
也可能是反向迫使生产进一步降价,意味终端消费能力排斥价格上涨.
但不管怎么样,结果可能都是指向由于消费者的逆向选择,而淘汰某些生产链条.
衍生的就是进口国成本压力的就业问题了.
所以现阶段可能更合适的是各种定向政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