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某书的时候想到的一点吧.
古典或者说纯粹交易/货币行为都是围绕着两方来阐述的.
但是在信用或者说现代机制下,可能不太适用.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房贷.
理论上来说,房屋买卖只需要牵涉到两方就行了.
但是贷款的存在是这种情况变得有些复杂.
它实际上是银行先行垫资,买家再后行偿付的情况.
如果从所有权变动方面拆戏的话,可能就更复杂一些.
本质上来说,它是买家的一种融资行为.
利用 将有 的房产作为抵押物融资买入,然后按模式还本付息的方式.
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有合适的更新抵押物,是可以把房产置换出来的.
当然合不合规是另外一回事.
这里就会衍生两个问题.
或者说一个问题.
如果房产减值,那么理论上自然要补充抵押物.
因为本质上来说,买家跟银行的关系的抵押贷款,标的的贷款的额度,也基本就是当时的成交价.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开始的贷款额度的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贷出来这么多.跟房子当时的卖价的关系.
理论上来说,按照卖价贷款是不符合市场理性的.
因为就抵押贷款本身来说,抵押物的价值应该是一个市场公允价值.
也就是在最坏情况下的保障变现能力.
所以如果跟市场偏差过大,那自然从风险上来说是不理想的.
但是,市场价值又真的是公允的么?
这个就是现实的考量问题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京沪永远涨是一种政治正确.
对应的,在给予这种市场价值预期的判断下,贷款金额自然是如梯云纵一般.
当这种预期停下来的时候,需要面对的就是还按不按市场经济走.
像前面说的,如果市场公允价值变低,那么就需要追加抵押或者变相追加抵押.
比如增加还款数额等.
它带来的影响一个是买家方面的经济压力.
以及对应的用于其他消费方面开支的缩减,夹杂连带的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
一个是对于银行本身的压力.
通常认为的收入增加对于银行本身的业务属性来说属于一种业绩压力.
因为通常需要找新的渠道把这笔钱贷出去.
当然,它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
甚至这样可能还能让某些指标看起来更健康.
但本质上来说,这很难说得上是一个信用扩张周期.
如果不允许公允价值变动呢?
在违约率不恶化的情况下,似乎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无非就是用时间换点什么.
这里谈的是准现房的情况.
期房情况可能又更复杂一些.
它除了上述的代价之外,一个额外对于购买者的代价来说就是无用的价值.
也即是所有的支出成本并不产生任何收益.
这还只是其中一方面.
现在房企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积极融资杠杆造成的.
以有限的资金去启动的拉动尽可能多的working money.
而一旦一个环节不通畅或者数值不平衡,多米诺自然是很正常的.
这种情况下的代价就从单一的三方关系变成不定群体的三方关系了.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经营不善,不许要救.
次贷的时候曾经也有人这么想,所以一犹豫就变成了危机.
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宏观经济学应该算是一种追求social stability的学科.
不发生危机可能是一个某种第一性原理.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救不救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大概是怎么救的问题.
需要解决的一个是钱的来源问题.
这个可能倒不算事一个问题.
毕竟现在信贷数据放在那.
另外一个可能更核心的是监管的问题了.
一方面给到的数额应该不是刚性的,那么对于每一个被救助体来说,无非就是有监管按监管走,无监管最大化自己利益.
即使保交楼这点是贯彻的,那么也还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尤其各地的售出率回报率不一.
另一方面还是整个的地产市场过于庞大,政策设计和执行效果之间的差距还不知道怎么样.
再加上无论如何这都会不太可能会是一个两三年能解决的问题.
这里原本还想谈一个湮灭的问题.
就是在这种减值之后的所谓财富去哪里.
前面可能也谈到了,就是躺在银行中作为不能流动的部分.
而这点可以衍生出其他几个点来.
像美国这种的话,可以通过国债去购买这部分不健康的流动性.
而国债本身又是各种利率和衍生品市场的底板,所以波动性带来的交易流动可能很容易覆盖了这部分不健康性.
中国不能这么做的原因除了两种个国债市场不是同一类东西之外,主要在于会影响到利率然后LPR.
尽管本质上来说LPR目前也还是可控的,但是至少没到必要/不得不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还只能选择宽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