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巴西是差不多1%,英国0.4%,德国0.2%.
国内官方数据是8w,按16亿折算的话是0.005%.
用这个数据看的话,无论如何国内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基于这个基础上考虑人口流动的策略.
在没有疫苗的前提下,高比例携带群体往低比例携带群体移动的话.
直觉上来说应该是要把低比例部分往上提的.
虽然存在着不通的变种,感染性也许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相当于把低比例群体的浓度提升了.
这样的话,如果说存在一个爆发阈值的存在.
那么比例的提升就意味着概率的增加.
而从武汉的经验来说,国内大概是经受不住国外这种感染比例的.
至少从人群居住密度来说,是基本要瘫痪的.
以城市住宅楼算,一梯四户,每户三口算.
一层就是12人.
按平均25层算,一栋楼就是175人.
按美国1%的比例的话,基本上高层住宅就要封闭隔离的.
即使按千分之一算,大致也约等于一个小区至少有一例.
这种差不多就是3月份非武汉地区的情况.
所以以目前的防疫观念和制度来说,流入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不可控.
或者说不能具有系统性风险的.
而对于流出来说,只要存在回流的情况,那么结果也应该是类似的.
作为一种密切接触的同化过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员上的流动是不太可能有比较正常化的可能的.
那么在国内外人员交流流动存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企业来说,operation方面的成本应该也是随之增加的.
所以选项无非就是整体或者某种体系性地整块迁入或者迁出,做成本方面的切割.
对于主营或者运作非决定性依赖国内的,在这种成本无限上升的情况下,所能做的也就只有撤出.
而同样的,对于在国际市场上不能可靠地生存下来的,回流自然也是唯一的选择.
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就是内卷.
一种自然地有意无意的泾渭分明的趋势.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被动性地闭关锁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同样的,在这种前提下,之前的一些国际化一带一路之类的,也存在的类似的问题.
因为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稳定性方面的一个抉择.
这是人事/商业交流方面的.
那么,对于纯物的贸易交流呢?
这个估计依赖于检验检疫方面.
在可能的传播渠道进一步展开的前提下,物的交流受限可能不一定马上受到影响.
但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预期.
所谓的黑天鹅.
在这么一种围城的情况下,更多的可能是靠自身内部的经济运转来维持.
但是基于类似的理由以及近期北京的事件情况.
同样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中断节奏的可能性.
处于这点考虑的话,风险偏好理性上来说会相对偏向于保守.
因为对于中断或者中止的后果是非常难以控制和预料的.
一方面是由于疫情传播的模式和广泛程度有关.
另一方面是跟防控系统的反应模式有关.
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能就是病毒在现实里的一种免疫风暴作用.
在应激和过度应激之间,模糊不定.
如果说低风险偏好是一种共识的话.
那么对于低风险的具体定义可能就是对于中断和中止情况的损失承受能力的.
这种承受能力一方面是资金链的健康程度.
另一方面可能更多的是对于政策变化的生存适应性了.
而后者可能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情况.
因为实际上来说,企业对于政策并不是没有反作用能力的.
这样的一个指向结果可能就是更加地国家资本主义形态.
而经济层面的对其他结构体系的作用影响结果,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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