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定义.
A=>B := !A||B .
考虑给定A=>C,C=>B.
如何得出A=>B.
即
(A=>C)&&(C=>B) => (A=>B)
因为(A=>C) => (!A || C)
(C=>B) => (!C || B)
那么,当C := true的时候
(A=>C)&&(C=>B) => (!A||C) && (!C||B)
->
(A=>C)&&(C=>B) => B --- F.1A
当C := false的时候,类似地.
(A=>C)&&(C=>B) => !A --- F.1B
于是,不管C取值为何,则有
(A=>C)&&(C=>B) => !A || B
->
(A=>C)&&(C=>B) => (A=>B) --- F.2
这里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
F.1A/1B是通过带入归纳出来的.
那么,用X_1,X_2,...X_N分别表示上面的A,B,C.
考虑有这么一个代数空间S,是由
X_N和诸如=>,&&,||等算子构成的.
把S考虑为一个有向图的话.
则诸如A=>C)&&(C=>B) => (A=>B)
就可以看作是这个S当中的某两个vertext/代数表示存在edge.
那么一个代数系统就是这个S的一个有向联通的子集.
在这个视角下考虑F.2的意义.
F.2并不是经过某个有向图的基础/基本替换/变换得到的.
也就是,在原有的图基础上,这两点本来是不直接关联的.
是穷举归纳使得这两点产生了一种直接联系.
或者这么考虑.
(!A||C) && (!C||B) 实际上是
(!A||true) && (false||B)
和
(!A||false) && (true||B)
的两条有向路径.
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的交点(!A||B).
那么换个思路考虑值代入的形式.
即是.
(!A||C)&&(!C||B)有50%的概率走P1路径.
另外50%的路径走P2路径.
而P1 P2的延展方向上存在一个共同vertxt (!A||B).
扩展一下的话.
就是对于一个f(x_n...,c).
c值服从某种分布.
可能存在一个变换是
f(x_n...,c) => g(x_n...)
或者更一般地.
f(x_n...) => g(x_m...)
其中x_m \subseteq x_n.
也就是说,一组高维向量可能存在一个较低维度的向量的代数演算系统描述.
其实就是一组高维描述向低维的投影变换.
考虑神经网络的分类.
看作是feature先高维化,然后低维投影到一个演算系统区域的过程.
如果它是准确的.
那么说明feature张成的有效维度应该是>=m的.
而实际上对于一个特定问题,m其实是未知或者说无从可知的.
对于张成的维度来说,就有几种结果.
大于等于和小于.
大于等于是没什么问题的.
小于的话,则肯定是有缺陷的.
因为如若不是的话,那么原问题的多余维度就是无意义的.
那么,如何确保或者知道张成维度是不是满足呢?
考虑f(x_n...) => g(x_m...)成立的条件并不在于m维的具体取值.
因为本来做的就是拟合/推测/推导一个代数系统.
它成立的核心在于额外的n-m维度的充分概率描述.
也就是c的准确的取值概率分布.
或者说,对于特定的x_m来说,x_{n-m}是充分穷举的.
就像前面例子的C的代入归纳一样.
如果存在一个这样的代数变换的话,那么对于C的穷举路径之间就必然会有一个交点.
C的取值越充分,那么这个交点的准确性就越高.
相对地,如果在做张成维度的时候,如果x_{n-m}各个维度的可取值越多的话.
那么计算可能就越复杂.
因为需要归纳搜索的路径就越多.
这么想的话,如果把每一层网络的非线性变换局限在二值分类上面,可能更容易有相对合理的可解释的结果?
2018-10-09
2018-10-04
奇点
考虑下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把它定义为一个劳动者所能生存的最低收入水平的话.
那么对应地,一定程度上就等价于基本的物资价格水平.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一旦工资水平高于affordable的话.
那么劳动者就有动力购买高于基本生活水准的东西.
或者对与同一物品的价格有较高的价格容忍度.
前者是很多最低工资标准理论所设想的.
在有了充余之后,会把剩余作为一种资深投资,用于比如再教育或者技能培训之类的.
因此这些理论的立足点是,最低工资的必要性有助于提神整体生产力水平.
这个观点是否有效正确先不管.
看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对于物价容忍度的提神.
假设原来的最低工资标准是w1.
此时对应的某物品的消费水平价格是p1.
它是此时的供应s1和需求水平d1的均衡值.
那么,当最低工资标准从w1提升到w2之后.
就相应的会有d2>d1.
在s1不变的情况下,就会推动均衡点使得新的p2>p1.
也就是价格水平的上涨.
因为最低工资标准锚定的一揽子商品对应的应该是基本的生存消费品.
因此,这个价格水平的上升的一个合理外推就是基本物价水平的上升.
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价格通胀.
先不考虑w2-w1的差额补偿delta的来源是什么.
价格水平上涨带来的就是账面利润的提升.
相应的乘数效应和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的话.
就有可能是整体经济的盈余状况的提升.
用凯恩斯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不依靠信贷扩张实现的消费拉动生产关系.
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利率传导的货币流动性策略效果.
但是这里没有考虑差额补偿dealt的来源问题.
它可能是直接来源于生产成本的提升.
也就是对应的最低工资的直接薪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跟前面论述的过程恰好是相反的.
因为实际的是利润水平的降低带来的负传导作用.
但也可以不是.
因为这里存在一个隐性的比例关系.
或者说一个比较复杂的代偿关系图.
虽然工资成本是由企业承担,但这里并没有限制企业不能也是补偿对象.
所以,如果企业这部分负担成本也能转嫁出去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还是有可能是正向反馈的.
比如政府的直接负担,或者以收税手段减扣等作为转移支付.
在进入税收范畴之后,就相对简单地变为一个项目转移的问题.
最简单的比如从高额收入税中提取转移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浮动.
这里是存在一个可解可能的比例换算关系的.
所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是有可能在不触及利率的情况下,对消费生产作出影响的.
那么,它会不会倒逼利率,甚至说让利率手段失效呢?
凯恩斯框架内,消费拉动生产的利率表现是宽松信贷.
也就是低利率.
于是,如果央行的目的是反向的信贷紧缩,比如加息的话会怎样.
加息的直接影响是融资成本的上升.
隐含的是资本回报率的期望值也会上升.
这个最低工作标准的正反馈情况并不冲突.
形式上来说,是一个加息加减税的操作.
而实际上来说,也不一定是减税.
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个项目到另外一个项目的计算腾挪.
总和可能并没有变化.
改变的只是分配方式.
而反观货币宽松策略的话.
本质上来说,是通过对一个等式做的借项放大.
相当于给一个博弈策略的总和修改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外部附加价值.
也就是从类似amplify(x) -> amplify(x+delta)的概念偷换.
它理论上是可以不改变当前的经济流向形态,而只是单纯增加之间的flow的强度的.
尽管实际上,因为各个节点的临界值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形态的重构.
好的表现就是新技术新产业的形成.
坏的方面也自然就是新技术新产业的奔溃造成的不稳定图的奔溃.
有点类似neural network propagate.
税收表的重分配的话.
更像是古典的fine tune/handcraft的外科手术式操作.
当然,理解成一个policy/reward过程也不是不可以.
所不同的是,形式上来说相对可控.
因为从税收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图的一个特点是.
基本上所有节点都会跟政府这个节点有直接连接.
或者可以建立直接连接.
也就是说,对于任意的其他两个节点,都可以通过这个超级节点做一个代偿均衡.
从而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做某种形式的协调/和谐博弈.
当然,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神带来的代偿不是通过税收/或者政府来做的.
那事情可能就更有趣一些.
因为像有些行业,因为自身的特殊性,可能涉及的客户和上下游产业并不比一个政府来得狭窄.
在形态上来说,如果把政府/央行架构下的经济图看成一个完整的图的话.
那么这些行业甚至于行业内的某个巨头自身的架构就是一个相对庞大的子图.
在这个子图里,代偿均衡一样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当把这个局部均衡放回全图看的话,就不一定是期望的那样.
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fake news的影响.
这是一种蛮有趣的变化或者说趋势.
因为它跟传统的分权,或者民主代表制度有相似的地方.
但维度上却不太一样.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维的政治代表意见.
实际上来说,它更像是一种反复.
因为原本的代议制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了把多方多层次的不同利益先聚合成一个逻辑主体再往上合并归溯的.
而现在因为信息流通的便利性和多样性,每个人都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发表或者接收各种意见.
于是对于同一个事件就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隐含上下文指向.
在这种情况下的投票就变成了,每个单个个体的黑盒或者说bias的决策过程了.
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说,两个人对于同一选项的相同投票表态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上下文指向.
甚至于可能是可以允许互相冲突的.
于是,实际上的这种集体决策就是无意义的.
因为互相并不能确定各自的利益诉求是否一致.
是一个相对来说,无序的过程.
反过来说,这里就存在一个比较有趣的思路了.
因为作为一个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信息产生方.
对于接收方来说,就是拥有一种隐性上下文的植入能力.
这样的话,对于公司c来说.
就存在一种植入或者说影响方式.
f(h(x)) -> vote的变换.
其中h(x)是对于外部来说,并不一定可见的黑盒或者隐性上下文约束/植入.
一个例子就是一些热门事件里较早期出现的热门观点.
作为一个个体,可能很难对一个既成的主流挂念作出拒绝表示.
尽管这个主流观点不一定是honest的.
所以这就是一些现在很难以用一个词确切形容的事的感受.
或者说interesting?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古怪而又多层次的社会秩序/文化道德重组的时间点.
尤其有些东西,可能并不是不能技术上解决.
而是在纠结应该不应该这么解决.
以及不管怎么解决,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冲击.
还有来自离经叛道者的无法忽视的参与.
如果把它定义为一个劳动者所能生存的最低收入水平的话.
那么对应地,一定程度上就等价于基本的物资价格水平.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一旦工资水平高于affordable的话.
那么劳动者就有动力购买高于基本生活水准的东西.
或者对与同一物品的价格有较高的价格容忍度.
前者是很多最低工资标准理论所设想的.
在有了充余之后,会把剩余作为一种资深投资,用于比如再教育或者技能培训之类的.
因此这些理论的立足点是,最低工资的必要性有助于提神整体生产力水平.
这个观点是否有效正确先不管.
看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对于物价容忍度的提神.
假设原来的最低工资标准是w1.
此时对应的某物品的消费水平价格是p1.
它是此时的供应s1和需求水平d1的均衡值.
那么,当最低工资标准从w1提升到w2之后.
就相应的会有d2>d1.
在s1不变的情况下,就会推动均衡点使得新的p2>p1.
也就是价格水平的上涨.
因为最低工资标准锚定的一揽子商品对应的应该是基本的生存消费品.
因此,这个价格水平的上升的一个合理外推就是基本物价水平的上升.
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价格通胀.
先不考虑w2-w1的差额补偿delta的来源是什么.
价格水平上涨带来的就是账面利润的提升.
相应的乘数效应和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的话.
就有可能是整体经济的盈余状况的提升.
用凯恩斯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不依靠信贷扩张实现的消费拉动生产关系.
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利率传导的货币流动性策略效果.
但是这里没有考虑差额补偿dealt的来源问题.
它可能是直接来源于生产成本的提升.
也就是对应的最低工资的直接薪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跟前面论述的过程恰好是相反的.
因为实际的是利润水平的降低带来的负传导作用.
但也可以不是.
因为这里存在一个隐性的比例关系.
或者说一个比较复杂的代偿关系图.
虽然工资成本是由企业承担,但这里并没有限制企业不能也是补偿对象.
所以,如果企业这部分负担成本也能转嫁出去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还是有可能是正向反馈的.
比如政府的直接负担,或者以收税手段减扣等作为转移支付.
在进入税收范畴之后,就相对简单地变为一个项目转移的问题.
最简单的比如从高额收入税中提取转移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浮动.
这里是存在一个可解可能的比例换算关系的.
所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是有可能在不触及利率的情况下,对消费生产作出影响的.
那么,它会不会倒逼利率,甚至说让利率手段失效呢?
凯恩斯框架内,消费拉动生产的利率表现是宽松信贷.
也就是低利率.
于是,如果央行的目的是反向的信贷紧缩,比如加息的话会怎样.
加息的直接影响是融资成本的上升.
隐含的是资本回报率的期望值也会上升.
这个最低工作标准的正反馈情况并不冲突.
形式上来说,是一个加息加减税的操作.
而实际上来说,也不一定是减税.
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个项目到另外一个项目的计算腾挪.
总和可能并没有变化.
改变的只是分配方式.
而反观货币宽松策略的话.
本质上来说,是通过对一个等式做的借项放大.
相当于给一个博弈策略的总和修改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外部附加价值.
也就是从类似amplify(x) -> amplify(x+delta)的概念偷换.
它理论上是可以不改变当前的经济流向形态,而只是单纯增加之间的flow的强度的.
尽管实际上,因为各个节点的临界值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形态的重构.
好的表现就是新技术新产业的形成.
坏的方面也自然就是新技术新产业的奔溃造成的不稳定图的奔溃.
有点类似neural network propagate.
税收表的重分配的话.
更像是古典的fine tune/handcraft的外科手术式操作.
当然,理解成一个policy/reward过程也不是不可以.
所不同的是,形式上来说相对可控.
因为从税收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图的一个特点是.
基本上所有节点都会跟政府这个节点有直接连接.
或者可以建立直接连接.
也就是说,对于任意的其他两个节点,都可以通过这个超级节点做一个代偿均衡.
从而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做某种形式的协调/和谐博弈.
当然,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神带来的代偿不是通过税收/或者政府来做的.
那事情可能就更有趣一些.
因为像有些行业,因为自身的特殊性,可能涉及的客户和上下游产业并不比一个政府来得狭窄.
在形态上来说,如果把政府/央行架构下的经济图看成一个完整的图的话.
那么这些行业甚至于行业内的某个巨头自身的架构就是一个相对庞大的子图.
在这个子图里,代偿均衡一样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当把这个局部均衡放回全图看的话,就不一定是期望的那样.
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fake news的影响.
这是一种蛮有趣的变化或者说趋势.
因为它跟传统的分权,或者民主代表制度有相似的地方.
但维度上却不太一样.
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维的政治代表意见.
实际上来说,它更像是一种反复.
因为原本的代议制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了把多方多层次的不同利益先聚合成一个逻辑主体再往上合并归溯的.
而现在因为信息流通的便利性和多样性,每个人都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发表或者接收各种意见.
于是对于同一个事件就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隐含上下文指向.
在这种情况下的投票就变成了,每个单个个体的黑盒或者说bias的决策过程了.
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说,两个人对于同一选项的相同投票表态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上下文指向.
甚至于可能是可以允许互相冲突的.
于是,实际上的这种集体决策就是无意义的.
因为互相并不能确定各自的利益诉求是否一致.
是一个相对来说,无序的过程.
反过来说,这里就存在一个比较有趣的思路了.
因为作为一个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信息产生方.
对于接收方来说,就是拥有一种隐性上下文的植入能力.
这样的话,对于公司c来说.
就存在一种植入或者说影响方式.
f(h(x)) -> vote的变换.
其中h(x)是对于外部来说,并不一定可见的黑盒或者隐性上下文约束/植入.
一个例子就是一些热门事件里较早期出现的热门观点.
作为一个个体,可能很难对一个既成的主流挂念作出拒绝表示.
尽管这个主流观点不一定是honest的.
所以这就是一些现在很难以用一个词确切形容的事的感受.
或者说interesting?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古怪而又多层次的社会秩序/文化道德重组的时间点.
尤其有些东西,可能并不是不能技术上解决.
而是在纠结应该不应该这么解决.
以及不管怎么解决,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冲击.
还有来自离经叛道者的无法忽视的参与.
2018-09-09
垄断与溢价平价
考虑一个扩张市场.
采用的是价格倾销策略.
那么,无论最后剩下来的是谁,结论都没什么太大区别.
因为这隐含的条件就是,低价策略可行.
引申的意义就是,只要有合适资本支持,同样策略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反过来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临时的寡头.
在不改变策略的前提下,最优的做法就是方式别人用同样的倾销方式获取市场.
而这个对于一个既定的垄断企业来说,并不算一件难事.
从体量上来说,垄断结构越完整,市场覆盖面越大,后来挑战者的门槛就越高.
也就越不可能出现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闭环策略.
但这里又一个隐含假设.
就是消费是价格敏感的.
也就是说,这里假定的是,后来进入者必须在价格上面相对于垄断者有优势才具有存活性.
这里的价格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字面的价格,一个是依存在里面的成本.
垄断企业除了在定价权上面有着优势之外.
额外地可能更具具体结构形态的不同在成本规模上也相较于后来者具有优势.
所以纯粹的价格站是利率率或者说现金流持续性周期的比拼.
但这是基于价格preference的假定.
当消费者把价格因素抛弃之后.
垄断依靠的一些计算基本就无效化了.
形式上来说,价格优先的垄断形态计价是
price = cost + profit
而依靠低价策略的话.
price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也就是说,在扩张期依靠的是一些潜在的折价销售获得的交易成立可能性.
在建立垄断结构之后的话,因为有了定价权重新变成
price = cost + profit.
这里如果把市场前期的低价策略和后期的主权定价结合在一起考虑的话.
形式上上来说就相当于在倾销阶段,消费者除了票面的价值支付之外,额外地附带了一个类期权概念.
或者说债务.
也就是
price + debt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price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option.
形式上的,后期的垄断额外收益来源于早期低价策略的一个期权/信用偿还.
类似于信用卡或者说各种白条的隐性负债/增值条款.
然后以life time value的形式拉长看这个等式.
左侧price就是消费者的支付价格.
右侧则是对应的交易平价成本.
那么价格倾形式的垄断就相当于 discount远远小于option或者说option远远大于discount的情况.
这样话就相当于
price = cost + profit + option, discount << option 但从general的形式来说,这个等式的存在并不强求discout << option. 也就是从形态上来说,是允许存在一个较低的price平价取值的. 即存在 price_x = cost + profit - discount_x + option_x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option. ->
option_x - discount_x < option - discount ~>
option_x < option_y 但这样显得不是很rational. 或者它让目标函数变得有些诡异/不可解释. 因为不再是简单的minimize/maximize了. 在实际,对于一个交易如果不是纯粹的价格优先. 或者说愿意给出一定溢价的,通常对接的可能是产品形象服务或者其他什么.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强买强卖或者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被动溢价. 于是稍微修改一下平衡条件. price + premium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ice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emium
假定对于一个给定的商品而已,内在的价值和利润是固定的.
则可以简单表述为
price-cost-profit =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emium
->
revenue =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emium
这里revenue和profit的解释性区分在于,而profit是一种在给定条件下的合理/理性/基本利润空间.
于是revenue就是消费者额外的被动利润贡献/支出.
从消费者的立场而言,理性的平价关系是这个时候revenue=0
即对于一个商品支付了内在价值和合理的对于商家的利润之外,不再需要支付其他.
于是有
0 =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emium
再考虑商家采取的不是价格倾销等通过复杂价格的策略的话.
则有折价和垄断行权为零
即discount =0,option = 0
->
0 = goodwill - premium
->
premium = goodwill.
也就是商誉和支付溢价等值.
这个解的现实解释就是,用户愿意支付的溢价跟商家的"商誉"相关.
也就是在一个市场竞争的交易配对当中,如果允许交易存在溢价.
或者说在形式化计算的过程中,加入溢价平衡项,使得其符合经典的纯粹理性市场形态的话.
单纯的价格策略并不会直接导致垄断的形成.
换句话说,垄断的形成与否,多多少少跟个人的交易形态和信仰有关.
价格优先的自然会按照价格优先的范式计算结果.
就好比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
采用的是价格倾销策略.
那么,无论最后剩下来的是谁,结论都没什么太大区别.
因为这隐含的条件就是,低价策略可行.
引申的意义就是,只要有合适资本支持,同样策略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反过来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临时的寡头.
在不改变策略的前提下,最优的做法就是方式别人用同样的倾销方式获取市场.
而这个对于一个既定的垄断企业来说,并不算一件难事.
从体量上来说,垄断结构越完整,市场覆盖面越大,后来挑战者的门槛就越高.
也就越不可能出现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闭环策略.
但这里又一个隐含假设.
就是消费是价格敏感的.
也就是说,这里假定的是,后来进入者必须在价格上面相对于垄断者有优势才具有存活性.
这里的价格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字面的价格,一个是依存在里面的成本.
垄断企业除了在定价权上面有着优势之外.
额外地可能更具具体结构形态的不同在成本规模上也相较于后来者具有优势.
所以纯粹的价格站是利率率或者说现金流持续性周期的比拼.
但这是基于价格preference的假定.
当消费者把价格因素抛弃之后.
垄断依靠的一些计算基本就无效化了.
形式上来说,价格优先的垄断形态计价是
price = cost + profit
而依靠低价策略的话.
price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也就是说,在扩张期依靠的是一些潜在的折价销售获得的交易成立可能性.
在建立垄断结构之后的话,因为有了定价权重新变成
price = cost + profit.
这里如果把市场前期的低价策略和后期的主权定价结合在一起考虑的话.
形式上上来说就相当于在倾销阶段,消费者除了票面的价值支付之外,额外地附带了一个类期权概念.
或者说债务.
也就是
price + debt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price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option.
形式上的,后期的垄断额外收益来源于早期低价策略的一个期权/信用偿还.
类似于信用卡或者说各种白条的隐性负债/增值条款.
然后以life time value的形式拉长看这个等式.
左侧price就是消费者的支付价格.
右侧则是对应的交易平价成本.
那么价格倾形式的垄断就相当于 discount远远小于option或者说option远远大于discount的情况.
这样话就相当于
price = cost + profit + option, discount << option 但从general的形式来说,这个等式的存在并不强求discout << option. 也就是从形态上来说,是允许存在一个较低的price平价取值的. 即存在 price_x = cost + profit - discount_x + option_x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option. ->
option_x - discount_x < option - discount ~>
option_x < option_y 但这样显得不是很rational. 或者它让目标函数变得有些诡异/不可解释. 因为不再是简单的minimize/maximize了. 在实际,对于一个交易如果不是纯粹的价格优先. 或者说愿意给出一定溢价的,通常对接的可能是产品形象服务或者其他什么.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强买强卖或者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被动溢价. 于是稍微修改一下平衡条件. price + premium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ice = cost + profit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emium
假定对于一个给定的商品而已,内在的价值和利润是固定的.
则可以简单表述为
price-cost-profit =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emium
->
revenue =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emium
这里revenue和profit的解释性区分在于,而profit是一种在给定条件下的合理/理性/基本利润空间.
于是revenue就是消费者额外的被动利润贡献/支出.
从消费者的立场而言,理性的平价关系是这个时候revenue=0
即对于一个商品支付了内在价值和合理的对于商家的利润之外,不再需要支付其他.
于是有
0 = - discount + option + goodwill - premium
再考虑商家采取的不是价格倾销等通过复杂价格的策略的话.
则有折价和垄断行权为零
即discount =0,option = 0
->
0 = goodwill - premium
->
premium = goodwill.
也就是商誉和支付溢价等值.
这个解的现实解释就是,用户愿意支付的溢价跟商家的"商誉"相关.
也就是在一个市场竞争的交易配对当中,如果允许交易存在溢价.
或者说在形式化计算的过程中,加入溢价平衡项,使得其符合经典的纯粹理性市场形态的话.
单纯的价格策略并不会直接导致垄断的形成.
换句话说,垄断的形成与否,多多少少跟个人的交易形态和信仰有关.
价格优先的自然会按照价格优先的范式计算结果.
就好比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
2018-08-12
税制相关
下雨没事,就简单画了下个税的一些曲线关系图.
本来预期会是一个带衰减抑制形态的曲线的.
类似sigmoid或者其他一些log/e指数形态.
但实际拉长之后还是一条相当平滑的直线.
即使考虑各个征收区段的不连续关系的话,总体还是很平滑的.
从图形上来说只是简单地把梯度降低了而已.
本质上还是一个准线性的关系.
然后是看了下收入没增长1%对应的实际增长会是多少.
拉下来的话,幅度不会超过千分之2,而且对于20w左右之后的,反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
即超过20w之后,实际的每1%增长幅度更接近与1%.
这个应该说是跟设计初衷背离的.
因为个税的目的应该是一种类平均性策略.
保障社会总体的收入在一个可比的平坦区间内.
所以形态上来说,应该是收入越高,衰减越厉害.
一阶二阶应该都是有这种抑制作用.
马太效应的一个核心点就在于资源丰富程度造成的可用手段多寡的区别.
一个比较陡峭或者说跨度比较大的收入水平分布的话,就更容易造成可用工具的区分和隔离性.
从而进一步地巩固这种分布形态.
因为工具本身也是有一定供需关系的.
如果层级越多,每个阶层能变动的方式就越多.
而反过来,只要有任何一个上升变化途径阻塞或者出现供需矛盾的话.
整个层级流向就可能割裂了.
因此对于这个优化函数来说,目标应该是保障曲线分布的平坦性/flat.
另外一个是应税金额的抵扣项.
就个税来说五险一金是在抵扣项目当中的.
而五险一金的性质是一种公共保险/储蓄.
是一种某种形态的社会共同基金.
名义上来说,这个都是归属于个人财产收入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在重个税的前提下,通过这类公共基金提供的合法避税项目做一些定向诱导是可行的.
因为名义上来说,它能减少个人因为所得税而造成的税务支持.
只不过以另外一个明目存在在社会共同基金下面.
而这个共同基金不考虑实际政策和规约管束的话,形式上就是另外一种国家融资手段.
面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
它跟直接税收的区别在于,税收是一种某种形态的服务管理支出.
而抵税项目更像是一种贴现借款.
不仅不是一种支出,而是一个有息投资.
实际中的问题一是回报率.
二是赎回限制.
一的本质还是因为的二的流动性约束.
二存在的原因应该是为了减少形成一种逃税通道.
所以需要有锁定期和赎回条件约束.
这个可能可以以罚息或者其他更直接的数值手段去规避掉这类规则漏洞.
然后剩下的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率市场竞争性了.
这么看的话,现代税收可能更像一种主动的价格歧视策略.
目的定位可能不是直接的无偿征收和统一管理分配.
而是一个市场化的投资投票方式.
通过给定的避税渠道间接选择社会分配发展方式的一种形式.
本来预期会是一个带衰减抑制形态的曲线的.
类似sigmoid或者其他一些log/e指数形态.
但实际拉长之后还是一条相当平滑的直线.
即使考虑各个征收区段的不连续关系的话,总体还是很平滑的.
从图形上来说只是简单地把梯度降低了而已.
本质上还是一个准线性的关系.
然后是看了下收入没增长1%对应的实际增长会是多少.
拉下来的话,幅度不会超过千分之2,而且对于20w左右之后的,反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
即超过20w之后,实际的每1%增长幅度更接近与1%.
这个应该说是跟设计初衷背离的.
因为个税的目的应该是一种类平均性策略.
保障社会总体的收入在一个可比的平坦区间内.
所以形态上来说,应该是收入越高,衰减越厉害.
一阶二阶应该都是有这种抑制作用.
马太效应的一个核心点就在于资源丰富程度造成的可用手段多寡的区别.
一个比较陡峭或者说跨度比较大的收入水平分布的话,就更容易造成可用工具的区分和隔离性.
从而进一步地巩固这种分布形态.
因为工具本身也是有一定供需关系的.
如果层级越多,每个阶层能变动的方式就越多.
而反过来,只要有任何一个上升变化途径阻塞或者出现供需矛盾的话.
整个层级流向就可能割裂了.
因此对于这个优化函数来说,目标应该是保障曲线分布的平坦性/flat.
另外一个是应税金额的抵扣项.
就个税来说五险一金是在抵扣项目当中的.
而五险一金的性质是一种公共保险/储蓄.
是一种某种形态的社会共同基金.
名义上来说,这个都是归属于个人财产收入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在重个税的前提下,通过这类公共基金提供的合法避税项目做一些定向诱导是可行的.
因为名义上来说,它能减少个人因为所得税而造成的税务支持.
只不过以另外一个明目存在在社会共同基金下面.
而这个共同基金不考虑实际政策和规约管束的话,形式上就是另外一种国家融资手段.
面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
它跟直接税收的区别在于,税收是一种某种形态的服务管理支出.
而抵税项目更像是一种贴现借款.
不仅不是一种支出,而是一个有息投资.
实际中的问题一是回报率.
二是赎回限制.
一的本质还是因为的二的流动性约束.
二存在的原因应该是为了减少形成一种逃税通道.
所以需要有锁定期和赎回条件约束.
这个可能可以以罚息或者其他更直接的数值手段去规避掉这类规则漏洞.
然后剩下的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率市场竞争性了.
这么看的话,现代税收可能更像一种主动的价格歧视策略.
目的定位可能不是直接的无偿征收和统一管理分配.
而是一个市场化的投资投票方式.
通过给定的避税渠道间接选择社会分配发展方式的一种形式.
2018-08-05
InvokeDynamic的一些问题
之前一个想法.
就是Java里实现类似go的interface的形式约束.
即可以后期规约出一个interface然后把一个object cast过去.
类似new Anycast().adopt(object).newInstance(Interface.class)的用法.
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Invocationhandler的Proxy方式.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interface的default method.
因为default method的作用可以是用来定义一个control flow template.
比如Stream API的collector.
通过暴露一些可实现的流程细节,在给定的流程框架内适应.
而proxy的实现实际上通过实现给定interface的所有方法做到的.
这也意味这default method被事实上override了.
这里有几种可能的方法.
一个就是实现一个带有default method的instance.
但由于实际上各个abstract method归属的this/method receiver不同.
所以实际上也并不能够达到目的.
另外一个思路是method handler.
因为invocation handler里给出了proxy object的instance.
所以在lookup能拿到method handler的前提下,就能bind到method receiver.
而这个的问题也就正在于lookup的限制性.
并不是像老一辈的reflection API一样是相对很随意的.
lookup对interface和method的访问性约束比其他要严格许多.
正如public要求或者同package之类的.
所以在proxy的框架内,实现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考虑绕过proxy,直接自己生成的方式.
操作bytecode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
对于abstract的,直接stub就行.
而default method跳过便是.
因为本意就是要default.
既然动用到了生成字节码的方式的话,那么就还有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stub的方式.
可以是走invoke dynamic.
这里有一个好处是bind method的时候,从API层面来说会简洁很多.
因为直接findVirtual就可以了.
而且不用为default method做特例处理.
因为default method也是可以直接bind到的.
唯一的问题是invoke dynamic的bootstrap method是没有instance上下文的.
也就是说没有this之类的概念.
理由要理解起来也很简单.
因为method handler更像是一个语言层面的code reference.
invoke dynamic做的是late binding就类似于把相关的代码实现剪切过来.
也就是类似运行时的instruction的copy & paste.
只是代码块的复制的话自然也就没什么this的概念.
因为从calling convention来说,method receiver是第一个push到栈上的参数.
是属于parameter的范畴.
并不在实际的代码逻辑内.
所以在bootstrap method里是找不到这些东西的.
一个折中的办法是通过static field去做dereference.
因为static field的访问是没有什么receiver的概念的.
也就是在bootstrap method里是有办法访问到的.
唯一要考虑的方式就是如何寻址的问题.
因为如果这个generated class是共享的,那么就需要在bootstrap method里找到一个唯一确定的"this"的方式.
比如,如果这个this的寻址是通过一个static map/set来实现的.
就需要保证任何时候这个map/set里只有一个唯一确定的元素.
也就是需要在外部this的注册以及bootstrap的调用的时候考虑锁相关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map/set里元素的引用处理问题.
因为如果不考虑的话,GC至少会有一个strong reference在这里.
所以这个可能是个比较复杂且不容易对的方案.
另外一个方式是generated class是实际上的singleton.
这样的话static field就是实际上的instance field.
既能够在bootstrap method里resolve.
也能把reference规约到instance本身的生命周期里去.
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类instance如果有比较多的需求的话.
对应的就会产生很多基本雷同的class.
所以invoke dynamic这系就有一个很微妙的设计上的冲突,或者说问题.
因为它基于的method handler/callsite的概念是相对于面向纯粹指令性的.
并没有太多的语言语法层面的约束定义.
用一个可能不太确切的词形容就是纯functional的,并不是OOP的.
当时要让它在语言或者说runtime层面能够跑起来的话,有必须是依赖classloader去define生效的.
当然,不是说method handler不能直接invoke.
而是method handler的构造离不开class.
就像很诡异的.
method handler对应的原则上来说是一段执行代码.
没有this,没有method receiver,只是纯粹的function.
但是你在语言侧面你又没办法把一段哪怕是static的code block或者method直接转换成method handler.
而还是需要通过lookup的方式去获取.
而lookup本身又非常地具有局限性.
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anonymous class.
因为anonymous class实际上是final类protected的access.
所以并不是能够随时随地自由地通过lookup转换成method handler.
就像自身的lambda机制.
实际上是通过在当场对每一lambda生成对应的相互独立的invoke dynamic bootstrap handler做到的.
而这,也恰恰就是为什么lambda没有"this"的原因.
因为从语法层面上来说,lambda跟形式类似的anonymous class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method handler貌似是没有什么异常概念的.
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是code reference.
但是lambda却在语法层面保留了exception.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相对分裂的地方.
一方面因为实现的原因,没有this概念.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是具有类型使用形态.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折中形态的类似性,引入了从实现层面上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exception声明的语法一致性约束.
仿佛就是一种应该保留的没有保留,而不应该保留的偏偏保留了下来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感觉这是一个很别扭的实现.
一个试图表征纯粹指令集合的东西,却摆脱不了class的约束.
一个本来就是把method receiver当作参数传递的实现,却在callsite里抹掉了痕迹.
一个明明为了实现简明抹去了exception的method handler,却在lambda的语法层面做了保留.
在加上lookup本身的各种限制.
感觉鸡肋了很多.
或者说,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比较糟糕的补丁方式.
就是Java里实现类似go的interface的形式约束.
即可以后期规约出一个interface然后把一个object cast过去.
类似new Anycast().adopt(object).newInstance(Interface.class)的用法.
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Invocationhandler的Proxy方式.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interface的default method.
因为default method的作用可以是用来定义一个control flow template.
比如Stream API的collector.
通过暴露一些可实现的流程细节,在给定的流程框架内适应.
而proxy的实现实际上通过实现给定interface的所有方法做到的.
这也意味这default method被事实上override了.
这里有几种可能的方法.
一个就是实现一个带有default method的instance.
但由于实际上各个abstract method归属的this/method receiver不同.
所以实际上也并不能够达到目的.
另外一个思路是method handler.
因为invocation handler里给出了proxy object的instance.
所以在lookup能拿到method handler的前提下,就能bind到method receiver.
而这个的问题也就正在于lookup的限制性.
并不是像老一辈的reflection API一样是相对很随意的.
lookup对interface和method的访问性约束比其他要严格许多.
正如public要求或者同package之类的.
所以在proxy的框架内,实现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考虑绕过proxy,直接自己生成的方式.
操作bytecode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
对于abstract的,直接stub就行.
而default method跳过便是.
因为本意就是要default.
既然动用到了生成字节码的方式的话,那么就还有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stub的方式.
可以是走invoke dynamic.
这里有一个好处是bind method的时候,从API层面来说会简洁很多.
因为直接findVirtual就可以了.
而且不用为default method做特例处理.
因为default method也是可以直接bind到的.
唯一的问题是invoke dynamic的bootstrap method是没有instance上下文的.
也就是说没有this之类的概念.
理由要理解起来也很简单.
因为method handler更像是一个语言层面的code reference.
invoke dynamic做的是late binding就类似于把相关的代码实现剪切过来.
也就是类似运行时的instruction的copy & paste.
只是代码块的复制的话自然也就没什么this的概念.
因为从calling convention来说,method receiver是第一个push到栈上的参数.
是属于parameter的范畴.
并不在实际的代码逻辑内.
所以在bootstrap method里是找不到这些东西的.
一个折中的办法是通过static field去做dereference.
因为static field的访问是没有什么receiver的概念的.
也就是在bootstrap method里是有办法访问到的.
唯一要考虑的方式就是如何寻址的问题.
因为如果这个generated class是共享的,那么就需要在bootstrap method里找到一个唯一确定的"this"的方式.
比如,如果这个this的寻址是通过一个static map/set来实现的.
就需要保证任何时候这个map/set里只有一个唯一确定的元素.
也就是需要在外部this的注册以及bootstrap的调用的时候考虑锁相关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map/set里元素的引用处理问题.
因为如果不考虑的话,GC至少会有一个strong reference在这里.
所以这个可能是个比较复杂且不容易对的方案.
另外一个方式是generated class是实际上的singleton.
这样的话static field就是实际上的instance field.
既能够在bootstrap method里resolve.
也能把reference规约到instance本身的生命周期里去.
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类instance如果有比较多的需求的话.
对应的就会产生很多基本雷同的class.
所以invoke dynamic这系就有一个很微妙的设计上的冲突,或者说问题.
因为它基于的method handler/callsite的概念是相对于面向纯粹指令性的.
并没有太多的语言语法层面的约束定义.
用一个可能不太确切的词形容就是纯functional的,并不是OOP的.
当时要让它在语言或者说runtime层面能够跑起来的话,有必须是依赖classloader去define生效的.
当然,不是说method handler不能直接invoke.
而是method handler的构造离不开class.
就像很诡异的.
method handler对应的原则上来说是一段执行代码.
没有this,没有method receiver,只是纯粹的function.
但是你在语言侧面你又没办法把一段哪怕是static的code block或者method直接转换成method handler.
而还是需要通过lookup的方式去获取.
而lookup本身又非常地具有局限性.
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anonymous class.
因为anonymous class实际上是final类protected的access.
所以并不是能够随时随地自由地通过lookup转换成method handler.
就像自身的lambda机制.
实际上是通过在当场对每一lambda生成对应的相互独立的invoke dynamic bootstrap handler做到的.
而这,也恰恰就是为什么lambda没有"this"的原因.
因为从语法层面上来说,lambda跟形式类似的anonymous class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method handler貌似是没有什么异常概念的.
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是code reference.
但是lambda却在语法层面保留了exception.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相对分裂的地方.
一方面因为实现的原因,没有this概念.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是具有类型使用形态.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折中形态的类似性,引入了从实现层面上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exception声明的语法一致性约束.
仿佛就是一种应该保留的没有保留,而不应该保留的偏偏保留了下来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感觉这是一个很别扭的实现.
一个试图表征纯粹指令集合的东西,却摆脱不了class的约束.
一个本来就是把method receiver当作参数传递的实现,却在callsite里抹掉了痕迹.
一个明明为了实现简明抹去了exception的method handler,却在lambda的语法层面做了保留.
在加上lookup本身的各种限制.
感觉鸡肋了很多.
或者说,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比较糟糕的补丁方式.
2018-08-04
物美价廉与流量为王
考虑物美价廉这个词.
在理想情况下,这个反映的应该是一个均衡点.
也就是边际为零的情况.
那么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价格price P的margin为零.
另一种则是数量unit U的margin为零.
当然,确切地说是两种margin处于动态零的情况.
但至少说构成因素里存在着这两种情况.
考虑P为零但情况.
也就是价格的提高无法在造成额外的收益增长.
定义收入Revenue R=P*U - Cost.
即总体销售去掉支出成本的部分.
而cost可以拆解为per unit的成本.
所以有
Revenue=(Price-Cost)*Unit.
考虑供需曲线.
销量即使需求供给Supply满足需求Demand的部分
在S
D
即U=min(S,D)
即有
Revenue=(Price-Cost)*min(Supply,Demand).
考虑供应曲线Supply.
某种程度上来说跟Revenue是有反身性的.
即随着R的增加,Supply是呈增长趋势.
也就是说,它可能或使得min(S,D)产生一个flip,从而使得R产生一个jump point/非连续变化点.
可能也不一定是非连续的.
因为如果如果min的bias方变了的的话,也即S和D的倾向性有所交换的话.
那也是发生在S=D的临界点.
所以在P-C固定的情况下,它更可能想是一个对称曲线.
考虑更复杂一点的情况.
一般来说,Supply的增长一般会伴随着Cost的变化.
一种情况是规模效应,使得cost减少.
一种是增长并不不是scale out的,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成本的相应上升.
在前一种情况对应的是对称曲线右侧的相应区间拉长.
因为P-C的价衰减地更慢,所以相应地,在给定R相等的情况下,min的衰减要到更大的区间.
同理,后一种情况则会缩减右侧区间的跨度.
这里的一个假设是P-C是一个常量.
那么,考虑非常量的情况.
即一般的P非固定值的情况.
对于任意一个P取值确定的情况下,R曲线的形态和变化特征都是前述的情况.
而P不同所造成的影响是S和D的平衡点的变化的不同.
也即是对称曲线的中心点的区别.
P越高则对应的tipping point的取值会越靠左.
因为价格上涨意味着需求的减少,也就是供需曲线的左移.
那么现在考虑物美价廉这个词.
不考虑是否真的价廉,而是作为一个fix price.
那么一个rational的解释就是它的selling unit还处在堆成曲线的左侧.
也就是说供应还未过剩.
所以,在不触动P margin的情况下,U margin还有增长的空间.
而在P margin为零的情况下,再通过价格下调驱动曲线右移的话.
也就是压榨U margin的阶段.
也就是说,这里的模式是规模化,然后才是价格战.
如果是反过来.
即先压榨U margin呢?
U margin对应的是对称曲线的右侧外延属性.
也就是尽可能地让tipping point右移.
也即供需曲线的右移.
曲线右移对应的是Unit取值的右倾.
意味着供需平衡点是一个较大的值.
imply的就是需求的理性最大化.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策略是,一开始就是覆盖所有可能潜在的用户.
在这个规模/Unit margin归零的情况下,在通过提高P margin进一步提高Revenue.
这就是所谓的流量模式.
先覆盖尽可能广的人群,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升价格.
实际上这里隐含的另一个中发展策略就是.
但coverage达到100%或者effective monopoly的时候.
消费者或者说用户是丧失了议价权的.
也就是为什么,一般来说互联网免费/流量模式最后指向的都是一两家公司的原因.
因为在纯市场的lockin状态下,基本上就是一个爱用不用的垄断地位.
而且相比物美价廉状态的,先价格天花板,再红海拼杀的情况.
流量模式有一种天然的一劳永逸状况.
因为红海情况的一个更大可能性的后果是被淘汰和利润的一路下滑.
而流量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基本就是印钞机了.
那么流量模式就是完美的了么?
也不尽然.
它的两个要素.
一个是供给独占.
一个是需求锚定.
实际上来说,供给独占最后依赖的还是需求的锚定.
因为只有不可替代性才使得100% domination有意义.
在存在可选性的前提下,流量模式也是不一定成立的.
这么一想的话,欧盟在这方面确实有着很了不起的远见.
在理想情况下,这个反映的应该是一个均衡点.
也就是边际为零的情况.
那么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价格price P的margin为零.
另一种则是数量unit U的margin为零.
当然,确切地说是两种margin处于动态零的情况.
但至少说构成因素里存在着这两种情况.
考虑P为零但情况.
也就是价格的提高无法在造成额外的收益增长.
定义收入Revenue R=P*U - Cost.
即总体销售去掉支出成本的部分.
而cost可以拆解为per unit的成本.
所以有
Revenue=(Price-Cost)*Unit.
考虑供需曲线.
销量即使需求供给Supply满足需求Demand的部分
在S
即有
Revenue=(Price-Cost)*min(Supply,Demand).
考虑供应曲线Supply.
某种程度上来说跟Revenue是有反身性的.
即随着R的增加,Supply是呈增长趋势.
也就是说,它可能或使得min(S,D)产生一个flip,从而使得R产生一个jump point/非连续变化点.
可能也不一定是非连续的.
因为如果如果min的bias方变了的的话,也即S和D的倾向性有所交换的话.
那也是发生在S=D的临界点.
所以在P-C固定的情况下,它更可能想是一个对称曲线.
考虑更复杂一点的情况.
一般来说,Supply的增长一般会伴随着Cost的变化.
一种情况是规模效应,使得cost减少.
一种是增长并不不是scale out的,规模的扩大会带来成本的相应上升.
在前一种情况对应的是对称曲线右侧的相应区间拉长.
因为P-C的价衰减地更慢,所以相应地,在给定R相等的情况下,min的衰减要到更大的区间.
同理,后一种情况则会缩减右侧区间的跨度.
这里的一个假设是P-C是一个常量.
那么,考虑非常量的情况.
即一般的P非固定值的情况.
对于任意一个P取值确定的情况下,R曲线的形态和变化特征都是前述的情况.
而P不同所造成的影响是S和D的平衡点的变化的不同.
也即是对称曲线的中心点的区别.
P越高则对应的tipping point的取值会越靠左.
因为价格上涨意味着需求的减少,也就是供需曲线的左移.
那么现在考虑物美价廉这个词.
不考虑是否真的价廉,而是作为一个fix price.
那么一个rational的解释就是它的selling unit还处在堆成曲线的左侧.
也就是说供应还未过剩.
所以,在不触动P margin的情况下,U margin还有增长的空间.
而在P margin为零的情况下,再通过价格下调驱动曲线右移的话.
也就是压榨U margin的阶段.
也就是说,这里的模式是规模化,然后才是价格战.
如果是反过来.
即先压榨U margin呢?
U margin对应的是对称曲线的右侧外延属性.
也就是尽可能地让tipping point右移.
也即供需曲线的右移.
曲线右移对应的是Unit取值的右倾.
意味着供需平衡点是一个较大的值.
imply的就是需求的理性最大化.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策略是,一开始就是覆盖所有可能潜在的用户.
在这个规模/Unit margin归零的情况下,在通过提高P margin进一步提高Revenue.
这就是所谓的流量模式.
先覆盖尽可能广的人群,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升价格.
实际上这里隐含的另一个中发展策略就是.
但coverage达到100%或者effective monopoly的时候.
消费者或者说用户是丧失了议价权的.
也就是为什么,一般来说互联网免费/流量模式最后指向的都是一两家公司的原因.
因为在纯市场的lockin状态下,基本上就是一个爱用不用的垄断地位.
而且相比物美价廉状态的,先价格天花板,再红海拼杀的情况.
流量模式有一种天然的一劳永逸状况.
因为红海情况的一个更大可能性的后果是被淘汰和利润的一路下滑.
而流量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基本就是印钞机了.
那么流量模式就是完美的了么?
也不尽然.
它的两个要素.
一个是供给独占.
一个是需求锚定.
实际上来说,供给独占最后依赖的还是需求的锚定.
因为只有不可替代性才使得100% domination有意义.
在存在可选性的前提下,流量模式也是不一定成立的.
这么一想的话,欧盟在这方面确实有着很了不起的远见.
2018-07-28
演员
一个比较经典或者说常见的社区发展模型.
那就是通常来说,一个社区早期的起步主要是由一些核心成员的贡献.
毕竟对于一个兴趣垂直领域来说,尤其是小众题材的,能聚集到一起并形成一定热度的,都需要有一定的内容产出和支撑.
有讨论和观点的碰撞才有话题性热度延续.
而逐渐的,活跃度会吸引一些次级的以及新鲜的贡献者加入.
从而不如一个相对 大范围的或者规模化的传播形式.
随着大众化普及带来的就是一种微型社会的结构缩影.
这时候通常会有troll的增多以及早期核心贡献人员的流失为某种程度的标志.
一般地,就社区本身的意义来说,这就意味着开始衰退了.
尽管从 其他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更成功和大众化的.
但就初始的兴趣社区概念来说,是失败了的.
这里的核心冲突在于专业程度的降低.
早期文化繁荣的原因在于一定程度的专业化.
毕竟在一片内容荒野上,能够共同生存下来的,都是具有类似思维方式和专业素养的人.
不然的话,没有高质量的内容产出是很难维系和 培养一个有活力的社区的.
专业化的降低则是大规模量产之后带来的一种必然折中.
因为从传播角度来说,在人群基数一定的情况下,即使参与率低也能在绝对数量上形成一定的优势.
简单地说就是类似种群数量优势.
生存下来的未必是单体生存能力强的.
这里带来的问题就是专业度降低带来的议事能力的偏差.
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影响范围更广的政治正确压迫.
专业度降低的一个结构就是所带来的看问题的角度 和立场的缺乏多样性.
以及非专业性带来的情绪化影响.
非专业性带来的后果就是道德审判多于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启发和反思.
比如疫苗事件.
很容易地能够指制度问责.
然后一个直接的诉求就是指向习惯负责人和相关厂商渠道.
在没有得到这个期望的道德结果之前就拒绝讨论问题的根源造成.
从而使得即使在得到既望的结果之后,也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补救预防措施.
因为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每一片雪花的原罪.
或者说选择.
也就是说,这个道德审判的最终指向可能是每个发起指责的人自身.
而把问题约束在一个离自己远的地方,则更具有一种政治正确性.
政治正确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是一种单向的绝对权威约束.
从moral的层面你很难去或者说根本不能够提出质疑.
因为质疑本身意味着政治正确的对立面.
也就是政治不正确.
它的一个结果就是所谓的回响.
一个论调或者说观点在一个封闭环境下的反复增强.
比如国内的这个所谓me too话题.
一旦出现一点关于性骚扰原罪话题的所谓理中反应,就会被遭受一大片的政治正确指责.
因为可能大多数人希望讨论的并不是性骚扰的定义和界限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
而只是为了强化性骚扰是 原罪的道德审判欲望.
于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的,metoo是种女权运动,是对男权结构的反抗和觉醒之类的分化方向也不存在任何疑问.
这个立足点的出现恰恰反映着问题本身已经偏离了一个 适当讨论 的范畴.
因为它被转化偷换成了性别差异带来的权力结构的不对等问题.
而随着这个问题的深化和延伸,前缀的性别差异约束也可能被抹掉.
成为纯粹的权力结构的不平等问题等其他更泛化的问题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对于更宽泛问题的纯道德审判的狂欢现象.
或者简单称为仇富仇贵的纯粹社会情绪.
这个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metoo本身应该是一种实际事实的陈述.
它可以有指向型和情绪化.
但核心应该是更类似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案例陈列.
它提供的应该是一种性骚扰 的模式和形态多样性的反映.
而不应该是一种纯粹的针对性别或者额外形态的针对.
因为一旦 脱离了具体的定义,问题观点的讨论深化就很容易不在一个频道上.
比如,性骚扰的主题和客体并不一定是既定的男女,也可能是同性或者其他情况.
对于何为性骚扰的行为的确定也可能因人而异.
尤其第二点.
就类似于所谓的邮件礼仪和公文形式.
一定程度上来说,用语规则也是为了避免一些 歧义和文化问题所提供的一种折中具体表达.
并不是说就一定不能用某种表达方式素材或者表情包什么的.
只是说在 存在不确定的文化和接受程度不对等的情况.
所以同样地,在进行道德规约的时候,一旦问题离开的界限的定义,就很容易互相驳斥.
这也就是为什么me too讲究的是一种陈述.
而不是一种更激烈和攻击性的形态.
归根到底来说,道德审判能达到的最后的结果也不外乎是道德门槛的变化.
而也仅仅是道德门槛的变化.
所谓的道德约束,对于一部分来说,是没有门槛高低点区别的.
当然,也不能说道德约束没有任何作用.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道德压迫是对于纯法制硬性条文更为弹性的一种 socially optimal策略.
比如疫苗问题的生产流通过程,哪怕一个环节都可以say no.
比如一个性骚扰者可以被如同带上犯罪记录一样被拒绝录用.
但对于不正常的社会.
say no的结果可能是明天不用来上班, 还不了房贷车贷奶粉钱.
开掉一个存在作风问题的人可能给公司减少若干的客户资源和收益.
这是一种很戏剧化的事情.
它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道德审判并不具有实际的或者说对等的利益代偿关系.
或者说道德成本还不足以到有实际影响力的层面.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博弈的objective function考虑的是 loss function.
而不是reward propagate.
对于个体来说,考虑的不是等下绿灯,准时赴约,少发语音,不爽就辞带来的社会效应.
而更看重少等几分钟,自己不急,个人方便,习惯稳定等单体收益.
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社会.
那就是通常来说,一个社区早期的起步主要是由一些核心成员的贡献.
毕竟对于一个兴趣垂直领域来说,尤其是小众题材的,能聚集到一起并形成一定热度的,都需要有一定的内容产出和支撑.
有讨论和观点的碰撞才有话题性热度延续.
而逐渐的,活跃度会吸引一些次级的以及新鲜的贡献者加入.
从而不如一个相对 大范围的或者规模化的传播形式.
随着大众化普及带来的就是一种微型社会的结构缩影.
这时候通常会有troll的增多以及早期核心贡献人员的流失为某种程度的标志.
一般地,就社区本身的意义来说,这就意味着开始衰退了.
尽管从 其他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更成功和大众化的.
但就初始的兴趣社区概念来说,是失败了的.
这里的核心冲突在于专业程度的降低.
早期文化繁荣的原因在于一定程度的专业化.
毕竟在一片内容荒野上,能够共同生存下来的,都是具有类似思维方式和专业素养的人.
不然的话,没有高质量的内容产出是很难维系和 培养一个有活力的社区的.
专业化的降低则是大规模量产之后带来的一种必然折中.
因为从传播角度来说,在人群基数一定的情况下,即使参与率低也能在绝对数量上形成一定的优势.
简单地说就是类似种群数量优势.
生存下来的未必是单体生存能力强的.
这里带来的问题就是专业度降低带来的议事能力的偏差.
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影响范围更广的政治正确压迫.
专业度降低的一个结构就是所带来的看问题的角度 和立场的缺乏多样性.
以及非专业性带来的情绪化影响.
非专业性带来的后果就是道德审判多于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启发和反思.
比如疫苗事件.
很容易地能够指制度问责.
然后一个直接的诉求就是指向习惯负责人和相关厂商渠道.
在没有得到这个期望的道德结果之前就拒绝讨论问题的根源造成.
从而使得即使在得到既望的结果之后,也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补救预防措施.
因为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每一片雪花的原罪.
或者说选择.
也就是说,这个道德审判的最终指向可能是每个发起指责的人自身.
而把问题约束在一个离自己远的地方,则更具有一种政治正确性.
政治正确的一个问题在于,它是一种单向的绝对权威约束.
从moral的层面你很难去或者说根本不能够提出质疑.
因为质疑本身意味着政治正确的对立面.
也就是政治不正确.
它的一个结果就是所谓的回响.
一个论调或者说观点在一个封闭环境下的反复增强.
比如国内的这个所谓me too话题.
一旦出现一点关于性骚扰原罪话题的所谓理中反应,就会被遭受一大片的政治正确指责.
因为可能大多数人希望讨论的并不是性骚扰的定义和界限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
而只是为了强化性骚扰是 原罪的道德审判欲望.
于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的,metoo是种女权运动,是对男权结构的反抗和觉醒之类的分化方向也不存在任何疑问.
这个立足点的出现恰恰反映着问题本身已经偏离了一个 适当讨论 的范畴.
因为它被转化偷换成了性别差异带来的权力结构的不对等问题.
而随着这个问题的深化和延伸,前缀的性别差异约束也可能被抹掉.
成为纯粹的权力结构的不平等问题等其他更泛化的问题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对于更宽泛问题的纯道德审判的狂欢现象.
或者简单称为仇富仇贵的纯粹社会情绪.
这个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metoo本身应该是一种实际事实的陈述.
它可以有指向型和情绪化.
但核心应该是更类似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案例陈列.
它提供的应该是一种性骚扰 的模式和形态多样性的反映.
而不应该是一种纯粹的针对性别或者额外形态的针对.
因为一旦 脱离了具体的定义,问题观点的讨论深化就很容易不在一个频道上.
比如,性骚扰的主题和客体并不一定是既定的男女,也可能是同性或者其他情况.
对于何为性骚扰的行为的确定也可能因人而异.
尤其第二点.
就类似于所谓的邮件礼仪和公文形式.
一定程度上来说,用语规则也是为了避免一些 歧义和文化问题所提供的一种折中具体表达.
并不是说就一定不能用某种表达方式素材或者表情包什么的.
只是说在 存在不确定的文化和接受程度不对等的情况.
所以同样地,在进行道德规约的时候,一旦问题离开的界限的定义,就很容易互相驳斥.
这也就是为什么me too讲究的是一种陈述.
而不是一种更激烈和攻击性的形态.
归根到底来说,道德审判能达到的最后的结果也不外乎是道德门槛的变化.
而也仅仅是道德门槛的变化.
所谓的道德约束,对于一部分来说,是没有门槛高低点区别的.
当然,也不能说道德约束没有任何作用.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道德压迫是对于纯法制硬性条文更为弹性的一种 socially optimal策略.
比如疫苗问题的生产流通过程,哪怕一个环节都可以say no.
比如一个性骚扰者可以被如同带上犯罪记录一样被拒绝录用.
但对于不正常的社会.
say no的结果可能是明天不用来上班, 还不了房贷车贷奶粉钱.
开掉一个存在作风问题的人可能给公司减少若干的客户资源和收益.
这是一种很戏剧化的事情.
它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道德审判并不具有实际的或者说对等的利益代偿关系.
或者说道德成本还不足以到有实际影响力的层面.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博弈的objective function考虑的是 loss function.
而不是reward propagate.
对于个体来说,考虑的不是等下绿灯,准时赴约,少发语音,不爽就辞带来的社会效应.
而更看重少等几分钟,自己不急,个人方便,习惯稳定等单体收益.
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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